日本大学教授赴保拜访掳日劳工
两位保定籍“20后”劳工讲述在日本被掳役的日子
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应号召更多的人关爱中国劳工
劳工，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时，可能有人并不明白它的含义。据了解，强掳中国的男性劳动力，到日本做苦工，被奴役。这样的人被称之为“劳工”。截至2015年6月底，全国范围内，仅有70余位掳日中国劳工还在世。
3月4日，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授刘宝辰陪同日本爱知县立大学教授樋口浩造与他的学生森尚子等一行九人，共同拜访了曾在日本遭受苦难的中国劳工李友锋和李振声两位老人。
■燕赵都市报冀中版见习记者杨佳义 文/图
91岁日本强掳劳工李友锋：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3月4日上午，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授刘宝辰陪同日本爱知县立大学教授樋口浩造与他的学生森尚子等一行九人，来到91岁日本强掳劳工李友锋的家——保定市满城区大册营镇方上村。
李友锋，出生于1925年，今年已经91岁高龄。回忆起当年被强掳去日本做劳工的日子，李友锋老人眼眶里不禁泛起了泪花。
他说，他于1944年农历五月二十二被抓到当时的满城宪兵队，关押40余天后，送至保定。在保定关押3天，后送至石家庄教习所关押一个多月。他回忆，农历八月十五以后，天气逐渐转凉，他和其他被关押的人员都是光着身子，睡在用苇子秆编成的席子上，再盖上一张席子。很多人因为条件差得了病，也有人因病死亡。
“每天拉一车死人，往外运。”李友锋老人说，因为身体虚弱，他被误认为已经死亡，便被扔进了死人堆里，后因为被一只老鼠咬醒，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这才得救。
后来，所有被关押人员中，选拔出200人，李友锋就是其中之一。据李友锋说，当时一位负责人谎称，送他们去天津劳动3年，待遇优厚。随后，这200人便从天津塘沽上船，中途下船进行身体及衣物的清洗及消毒，后到达日本。
“把身上穿的衣服都蒸了。”他说。
据李友锋回忆，他们到了位于日本北海道的三井公司后，每天的工作就是下煤窑，挖煤。工作时间为8小时，早饭基本上是给半碗海带汤，然后每人拿着一个2两的小馒头下煤窑，作为午饭，晚饭吃片儿汤。
李友锋说，当时生活环境恶劣，他们睡觉的地方阴冷潮湿，而且很脏，导致所有人身上都生了疥。由于生了疥很痒，当时负责看守的日本兵就用刷子蘸着硫磺水给人们刷。
“有的用刷子刷，有的还用刀子划！”他说，生病了不能工作的人不让吃饭。
当时有一位名为段如增（音）的石家庄人，年近50岁，因生病不能干活，所以就没有饭吃。此外，由于天冷，日本兵还对他加以折磨，把凉水一直往他身上泼，直到他被冻死。“周围的中国人全看哭了。”
李友锋老人抹了抹眼泪。
1945年，日本投降。腊月底，李友锋从日本坐船回到中国，后辗转天津等地回到老家保定满城。
“回来没几天就过年了。”他说，回到家后，一直以务农为生，家里有自己的老娘，妻子和女儿，后又生一儿一女，一家人过着简单的生活。
“希望今后不要再打仗了！”李友锋老人说。
88岁日本强掳劳工李振声：见不到太阳
家住保定市区的李振声，出生于1928年，今年88岁。与李友锋一样，他也是当年掳日中国劳工中的一员。
据李振声回忆，1943年秋天，在被掳去日本之前，他一直在家做些零活。当时的一位保长谎称有一份好工作，到青岛修机场，工资待遇好，李振声便答应。随后便被抓到青岛关押，每天只给吃馒头、咸菜和水。半个月后，坐船离开青岛，经过5天5夜，到达日本下关，坐车到达工作地点——日本茨城县日立市日立铜矿公司。
在日立铜矿公司，李振声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主要与朝鲜劳工进行凿矿石、装车等工作。
“天还没亮就下到矿井里工作10小时，出来时就已经到晚上了，一天都见不到太阳。”他说。
到了日本以后，李振声以及其他劳工的衣服就被收走，换上了统一的服装。刚开始，还能吃到白面，大米稀饭。但过了半个多月，就改为豆面饼、馒头和鱼骨粉，鱼骨粉腥臭味很浓。
“吃饱了也是闹肚子，肚子经常疼。”李振声说，期间日本兵向一位来自新城（现高碑店），名叫秦文泰的劳工索要馒头，秦文泰没有妥协，便被日本兵推进一个深矿井，并倒入7车石头，行为十分残忍。
他们当时住宿的环境也是相当恶劣。睡觉的地方只有一张上下两层的木床，那里阴冷潮湿，而且很脏，有跳蚤。“有二分之一的人因为潮湿，身上长了疥。由于长了疥很痒，人们只能去海边用海水冲洗。”很多人因病死亡，也有人在矿井内干活时被落下的矿石砸死。他说，当时有大概10余人想要逃跑，但并未成功，抓回来以后遭到一顿毒打。
“因为干活慢，我也被日本兵打过，左手食指也在干活时不小心被砸伤。”李振声一边说一边摸着很久前留下的伤疤。
就这样，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李振声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国后，他先是跟着父亲做生意，后又参军并参加抗美援朝。复员后由国家安排了工作，直至退休。
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
应号召更多人
关爱中国劳工
刘宝辰是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授，自1988年开始，他走上了为掳日中国劳工维权的道路，跟踪调查、组织中国劳工索赔之事。
据刘宝辰说，在当时被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中，仅保定地区就数千人，被掳中国劳工，包括工人，农民，以及商人。
2014年4月23日，日企三井公司就被扣船舶向中方支付赔款40亿日元，这是中国民间对日二战期间索赔第一起胜诉案例。这一对日索赔成功案例，让人联想起为众多掳日中国劳工们争取权益的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在“安野案件”成功和解后5年，2015年4月27日，已经66岁的刘教授终于为最后一名寻找到的华工汇出了赔偿款。
25年时间，刘宝辰走出了一条为掳日中国劳工维权之路。正如他所说，这是一条很漫长且艰辛的路。
“我们应该号召更多的人去关心这些老人，为他们维权。”刘宝辰说。
